《在平原》生活到底需要何種精神

《在平原》是我的第三本書,包括六個中短篇小說,主要寫于2016年初——2017年秋。我希望在這本書的寫作中,直接面對那些艱難的精神問題,因此放棄了大量作為情節的敘事,而是直接進行精神交鋒。這確實幫助我理清了許多問題,里面的一些精神片段,到現在也是提醒。而我更覺得,寫下這本書,是一種義務。我不希望未來的人想起這個時代的青年的精神世界,想到的只是“喪”和虛無。我希望我能用寫作,把一些年輕人值得銘記的精神變化記錄下來。

我想在《在平原》中展現耐心的年輕人是怎么想問題的。我厭惡了那些不清不楚的事實,厭惡了那些只有一個人的世界,厭惡了沒來由的驕傲,厭惡了一切沒有來處的生活。我要在這本書里寫下一個年輕人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我”,如何面對早早到來的局限與有限,并不失去信心,如何努力對一些新的經驗新的自我,做出成熟的反饋。

而除卻《在平原》,是五個短篇小說,《所有動畫片的結局》、《喀爾敦大道》、《在濕地與海洋之間》、《我不在那兒》、《他常常經歷著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這五個小說,我希望能踐行我最喜歡的庫切的一句話(我改動了其中一個詞)——

“他下決心要阻止自己生活中每一個活動場所的殘酷和暴力沖動—也許我得說,這也包括他的愛情生活—并將這種思路引入自己的作品中,結果就是他的寫作成了某種永無止境的凈化過程”。

后記:撥開濃霧的能力

2012年的賀蘭山下
 
想寫《在平原》,始于2012年。那一年,很多從十幾歲開始蔓延下來的問題,集體爆發。當時的寫作和生活,突然到了一個必須重新洗牌的關卡。我從成都乘火車到銀川,希望暫時告別閉塞又多變的生活,做個決定,比如究竟要寫什么小說,接下來的人生要往哪個方向去。去銀川前,我打定主意只是去漫游,匆忙下了火車后,就隨意搜索了一家市內酒店的位置,住下來才知道,馬路對面就是伊斯蘭教經學院。不大的校門上懸掛著紅色橫幅,橫幅的內容是關于去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交流項目。時時會有不同膚色的穆斯林在校門口進進出出,我突然覺得自己身處一個交通樞紐,與我過往生活經驗不同的一種東西在我眼前穿梭,而我自己仿佛站在一個十字路口,看著這些不同的人與我擦肩而過,而他們走的哪一條路都和我沒有交集。

作為十四五歲開始寫作的人,當時已經寫了七年,漸漸覺得那種仿佛是與生俱來的想象力被耗盡,急需一個新的表達方式,否則我的寫作恐怕過不了幾年,就得宣告結束了。在這種心情的困擾中,我看到一個旅游車停在酒店附近,上面寫著“賀蘭山巖畫”,這幾個字吸引了我,我很快坐上了那輛車,甚至在那天之后,頻繁乘坐那輛車一次次前往“賀蘭山巖畫”。

我從小對“平原”并不陌生。但生活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城鎮里,日常是看不到平原的質地與廣闊感的。但銀川不同,這里人口相對少,人均占地大,人仿佛穿梭在自然的縫隙中,而不是自然在人群的縫隙中喘息。我記得最后一次從賀蘭山上下來,眼前是一大片開闊的平地,突然一陣感動。有烏鴉飛過頭頂,在不遠處的大樹上空盤旋,但我沒有覺得不詳,反而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我開始想自己的生活和寫作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但這種刻意的思索又讓我陷入另一層困擾,比如寫作究竟是要先解決技術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我當時認為面臨的大敵是技術問題,但在后來的幾天,我突然意識到不是這樣。開始寫作之前,就已有的那些精神問題,它們沒有在寫作的過程中被我解決,所以才會有很多問題都紛紛出現的局面。想到這個,我決定回顧自己問題產生的源頭,重新解決。比如,為什么要選擇寫作。其實可以不必寫。按照我曾接受的教育——好好畫畫,沿著這條既定路線走下去,即使不能成為真正的畫家,也可以做個美術老師。為什么一定要寫呢?

這個問題我當時沒想清楚。從銀川回來,也沒想清楚。之后的幾年,我始終徘徊在一個艱難的轉型階段,一方面對自己正在進行的小說很不滿意,另一方面又沒有找到一個新的狀態和新的自己,那一層模模糊糊感覺到的東西依然在遠處,而我沒有觸碰它的能力。

2015年底,我突然意識到,我又回到了2012年夏天在銀川的那種狀態。而這一次,我想到的銀川和當時看到的銀川稍稍有些不同。我想到的不再是賀蘭山巖畫,不再是伊斯蘭教經學院,而是從山下下來時,看到的那一大片平地。那塊平地一直蔓延到我視線的盡頭,它最終的邊界仿佛在很遠的地方,又甚至它可能根本沒有邊界。這個邊界,是人給它設置的,萬物本身沒有邊界。

我一遍遍擦拭記憶中的那一幕。第一遍回想時,我想到的,是我和一些散客在平地上各自走向四面八方。第二遍回想,那平地上不再有其他人,只有我。第三遍回想,我想到那片開闊地上除了現在的我,還有一個當時的我。當時我曾渴望走一條新的路,過一種新的人生,但再次回想起銀川之旅時,我突然意識到,根本沒有什么新生活新人生。我所擁有的,只是這一個生活。同樣的,我的寫作,也只有這一個寫作。我不可能完全推翻過去的寫作,甚至這推翻本身就是一種懶惰。我必須把過去的寫作整個清洗一遍,淘洗出一個更清晰的自我。想到這個,我感覺當時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終于產生了交集。我決定寫一個關于創作的小說。

我也突然意識到,我所遇到的所有寫作問題,都曾經在畫畫的那幾年遇到過,但當時我覺得,換一個創作載體,我的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然而事實證明不是。我想,我有必要,甚至有責任把這個過程寫下來,至少可以讓一些同樣可能誤以為“換一種創作載體”,自己就能寫好畫好的人,不要被創作初始那種蓬勃的宣泄欲,以及宣泄欲的種種變形所蒙蔽,誤認為那是自己的才華。我想重復一些淺顯卻總是被忘記的認識——創作沒有捷徑。創作不是一個出口,那被我們一遍遍經過的生活,也是創作的一部分。正如繪畫,對我來說,也應是寫作的一部分。我要從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寫到第二眼第三眼第四眼看到的世界。我要把這一遍遍清洗出的那個世界掏出來,我要寫我眼中最好的創作者是怎樣想問題的。

開始寫《在平原》前夕,一個朋友得知我的寫作計劃,邀請我去參加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聚會。聚會地點在一座寬大的廠房,四面墻壁上是剛剛結束的一場畫展上撤下來的畫作。它們技巧成熟,看得出作者強大的繪畫功底,畫面內容和整體基調,看起來也很豐富,但層次和層次之間沒有遞進,趨于同質。仍然是從虛無到虛無,只是在闡述一個被欲望所分割的世界。我徘徊在那些畫中間,也觀察著在場這些人的舉動。他們能輕松提起一位二十世紀現代藝術史上的杰出藝術家,提起最近藝術圈內風頭正勁的畫家。他們觀點新鮮,態度明確,每個人都在拼命發揮和表現,沒有人對其他人的想法感興趣。我意識到這些人都比我聰明,他們對自己的發展道路可能也十分清晰。但即便如此,他們說的,我全都不感興趣。我差不多是懷著又沮喪又興奮的心情從那場聚會上走下來,沮喪的是,他們說出了很多我不熟悉的藝術家的名字。但我又發現,他們對那極其少數的幾個藝術大師的見解,也并沒有比我高明。我突然看到了一條我該走的路,這條路不是給那些聰明人走的,而是給我這樣的憨人走的。我決心越過那些曲曲折折的技術層面的探索,直接進入核心的討論。我也相信,解決過一遍這些問題,技術本身于我也將不再是問題。只不過,當時的我確實沒想到,因為我這樣一個想法,這篇四萬多字的小說,我居然寫了一年。但就是這樣一個死磕的過程,我終于有能力看清自己該寫什么樣的小說。

我也終于知道,寫作不是要成為作家,起碼不只是成為作家。寫作重要在:它最大限度地調節著人的內心,是它讓人有機會,在精神的勞作中獲得向上的力量。幸福不可期待,但如果有了撥開濃霧的能力,世界顯現出的那一絲清朗面貌,就是人活著所能看到的“幸福”。
那是一切勞作的意義,那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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