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記者 | 楊溪

責任編輯 | 彭敏敏

出品 | Vista看天下微雜志

張翎說自己遇到對的人會是一個“話癆”。如果加上作家的身份,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字癆”。

新作《胭脂》寫下第一行字時,她就提醒自己“不是長篇”“要緊收”,結果一不小心又寫了七萬字——這是她最長的一部中篇小說。

張翎的名字被廣為人知是在2010年,她的中篇小說《余震》被導演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在全國上映。影片最終斬獲6.73億票房,成為當年的大贏家;張翎也因此開始走入大眾視野,有了更好的出版資源——她再不用辛苦地到處找人問:“誒,出我的書嗎?”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張翎,浙江溫州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她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代表作有《勞燕》《余震》《金山》等。(網絡圖)

“《余震》是好小說,但不是最好的一部”

如果沒有馮小剛的電影,張翎恐怕得用三頁紙才能解釋清楚自己是誰,譬如已經出版了十余部小說,又譬如“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等重要文學獎項都是她的囊中之物,而現在只需要一句話:“你說《唐山大地震》,人家馬上就知道了。”

小說《余震》創作于2006年,彼時,張翎的名聲還未跳出文學圈,遠不及同為海外作家的嚴歌苓。后者的小說《少女小漁》,早在1993年就被導演李安買下了電影版權。

甚至《余震》最初的靈感萌發,也純屬偶然。

2006年7月末的一天,張翎在北京機場等候飛往多倫多的航班。百無聊賴中,她走進了一家書店。

那幾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日子,張翎一眼就看見了擺在書店高處的那本《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我被擊中了,我感覺到了痛。”這通常是她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

回到多倫多,張翎告訴《人民文學》來催稿的編輯,自己準備寫一個地震題材的小說。

“他們當時跟我講,‘你不要寫了,你寫不過國內作家那種慘烈’。”這提醒是善意的——在海外生活了20年,張翎與國內的出版市場、評論市場和讀者市場,都有著地理環境上的疏隔。

但她很堅持:“我試著找一個別的角度。”

張翎開始啃食她所能收集到的所有關于那次大災難的資料,包括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和張慶洲的《唐山警世錄》。一個叫“王小燈”的地震孤兒形象,漸漸清晰了起來。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電影《唐山大地震》中與親人失散的小女孩方登。(網絡圖)

幾個星期后,讀完小說的編輯大吃一驚:“根本沒想到你會用這個角度。”

張翎知道自己找對了路。“盡管我不是親歷者,但是旁觀者也有立場、有眼睛。”久居海外,她常常覺得自己是“局外人”,輕易不敢寫中國當下的現實題材作品。但從《余震》開始,她突然意識到,不管自己反映的是當下的中國、1976年的中國,還是民國的中國,無外乎都是被那種嚴酷現實底下的生命力所打動,尤其是她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像一汩水一樣,只要周遭的環境有一絲縫,就可以鉆過去。”

《余震》被不少業內人士評價為“至今寫地震寫得最好的小說”,但張翎心里清楚,“《余震》是一部好小說,但不是最好的一部。”

“我覺得文學本來的樣子,似乎還應該更細一點,每一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還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展開。比方說母親這個人物沒有太大的展開……”她逐一列舉小說中人物創作上的諸多遺憾,最后頗為無奈地說,“只有4萬字,篇幅也不夠。”

那些年,她發表的作品幾乎都是像《余震》一樣的中短篇小說——受限于工作時間的緣故。從1993年起,張翎每天都有9個小時是在診所里度過的,這是她在國外謀生的活計——聽力康復師。

“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想專職寫作,但是養不活我嘛。”出國之前,她還不是“文壇上的人”,“歌苓她們出國前就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我是‘新孩子’,‘new kid on the block’,寫過一些小東西,但是基本沒人知道。”久居海外,張翎的中文里偶爾會夾雜著英文。

“我不能夠輕易地跟人傾訴我的疼痛”

溫州這座江南小城向來以經商著稱,而1957年出生于此的張翎卻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作家。但青春歲月里,她始終沒能寫作。

16歲輟學的張翎先是當了半年代課教師,而后進入溫州郊區一家小工廠做了五年車工。1977年恢復高考,她被政審擋在了大學校門外,兩年后才得以入讀復旦大學外文系,念英美語言文學專業。

畢業后,張翎進了煤炭部某機關做英文翻譯。讀了四年莎士比亞,每天接觸的卻是采礦方面的英語技術資料,她決心出國留學。1986年,張翎來到了加拿大。

在卡爾加利大學,她順利地拿下了英國文學碩士學位,但要憑此在加拿大立足并不現實。于是她又進入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讀了聽力康復學碩士,并成為了注冊聽力康復師,每月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

“那份工資是養我的,同時它也給我很多生活的閱歷。”上世紀90年代,她見過很多老兵,他們有的參加過一戰和二戰,有的參加過朝鮮戰爭或越戰,也有阿富汗維和部隊士兵,甚至還有從中東涌來的戰爭難民——因為戰爭的原因,很多人耳朵是聾的,“社會安定下來,這些人就慢慢地進入到我的診所。”

有一次,她走近一位病人準備為其做聽力測試,對方突然情緒失控地大叫。事后她才知道,原來這位病人是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曾被朝鮮人民軍俘虜過,看到穿白大褂的亞洲面孔就會情緒失控。這段經歷時隔多年依然被她反復提及。

“那些人的經歷讓我覺得,時間并不能撫平創傷。”她想著,如果沒有17年的聽力康復醫師經歷,自己或許也不會對“疼痛”有這么深刻的意識,“潛移默化,我的小說里會出現許多帶有創傷痕跡的人物。”

對“疼痛”的敏感,還來自于她自己童年時期的創傷性記憶,然而張翎幾乎沒有跟任何人分享過。

“世界上大概就一個人知道——我先生,對他是唯一一個我可以說的人,但他也只知道其中一部分。”

疼痛常年累月在內心積攢,總要找一個通道。張翎選擇寫作。

2015年年初,她應東華大學和洪建全基金會邀請,去了一趟臺灣。

那期間,張翎觀看了一場致敬臺灣一位著名畫家的現代舞表演。這位畫家年輕時家境貧寒,不幸身染傷寒,命懸一線。一位素昧平生的紅衣女子,不僅替他支付了所有醫療費用,還一心一意地照看他,直到痊愈。

二人因戰亂不幸分離從此天各一方后,“畫家對那位救助他于危難之中的女子難以忘懷,他的多幅油畫里,都出現過一個紅衣女子的朦朧形像。”這給了張翎巨大的靈感,“幾乎就在看見那些畫的時候,小說《胭脂》的題目已經呼之欲出。”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胭脂》為張翎最新創作的小說集。(網絡圖)

新書《胭脂》里的小女孩扣扣,或許就是她自身經驗的一種反射。“我讀小學時遇上了一個瘋狂的年代,我目睹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抄家,從墻壁拆到地板,我至今清晰地記得從撬開的地板底下發現了一枚不知何年掉下去的硬幣。那次抄的是我家。那天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藏在一個捆成卷的棉胎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聽。”

直到前幾年,張翎每每聽見值勤的警車從身邊馳過,警笛聲都還會讓她縮成一團,甚至產生心絞痛。“我不能夠輕易地跟人傾訴我的疼痛。就是不能,不要問我為什么。”她說,“說了也沒人能懂,我想說的話都寫進了《余震》那部小說里。”

“我可以靠文學吃一碗稀飯了”

電影《唐山大地震》上映之后,張翎突然生出一種緊迫感,她辭去了聽力康復師的工作,專職寫作。

“我覺得我大概可以靠文學吃一碗稀飯了,錦衣玉食遠遠辦不到,但吃飯沒問題了,我就覺得時間太寶貴了,我起步已經這么晚了。”張翎膚色白,穿一件白綠相間的毛衣,在口紅的點綴下不大能看出實際年齡。事實上,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望月》直到41歲時才問世,而因電影為人所熟知時,張翎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

2009年,寫完長篇小說《金山》,她曾說:“《金山》是我寫作的頂點,此生是否還能爬過這座‘金山’,我不知道。”

這部以清末華工遠赴加拿大淘金修鐵路為線索,講述廣東開平一家五代人在異國他鄉命運起伏的小說,至今被外界認為是張翎最為厚重的一部作品。

莫言、王安憶等作家在不惑之年早已名滿天下,而當時41歲的張翎才“剛剛起步”,“我的成長期,相比在青春期就寫作的那些作家,晚了一二十年。”《金山》之后她開始思索在創作中做減法,

“過去是一個繁枝茂葉的大樹,”她用雙手在桌上比劃出一棵樹的形狀,“現在我會把那些都砍了,剩下一棵主干。”

2017年,小說《勞燕》問世。這部以二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終于翻過了那座“金山”。用張翎自己的話說,《金山》緊得吹不進一口氣,而《勞燕》已經進入了一種“疏密有致”的狀態。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專訪張翎:直到現在,人們還是這樣介紹我

《勞燕》是張翎所著的一部抗戰背景的小說。(網絡圖)

正是這部她個人更喜歡的《勞燕》,去年獲得了《當代》雜志長篇小說年度最佳作品獎等多個獎項,同期競爭作品還有嚴歌苓的《芳華》、李佩甫的《平原客》等。

多年前,《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曾經提到:“在國外居住的華人作家分為兩類。一類用英文寫作,有些已進入西方主流,但在國內無甚名氣,比如譚恩美、哈金等;另一類,就是以嚴歌苓、張翎為代表的,旅居國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語寫作,他們或在國內文學圈內尚有人知曉,但因無英文版本,在國外文學圈了無痕跡。”

而大多數華文作家都將海外生活經歷作為寫作的重要資源,張翎是個例外——她的作品幾乎從不涉及個人的生活經歷,故事大多來自于歷史或他人。“我始終覺得,(不管)我個人的生命經過多少激流險灘,在整個世界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

她和嚴歌苓在這點上有所共鳴,她們曾探討說,“等到我們老了,再沒有東西可以寫的時候,也許我們寫自己,自傳這一類的。在這之前,世界太精彩,”張翎加重了語氣,“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們去關注。”

這亦是她小說最大的亮點之一。張翎在創作中,盡可能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敘事者位置,讓自己與筆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種審美距離,不控訴也不批判,沒有捶胸頓足也沒有戚戚怨艾。

這幾年,張翎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國內。“很多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想象,會說你肯定是掙夠錢了。其實我到今天也沒有掙到我工資的那個水平,要從錢來說,過去比現在多,但是我很享受現在時間上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羅曼羅蘭曾說,“世上有一種理想主義者,認識了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就像《余震》里的母親,也像張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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